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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很美電影觀后感
《看上去很美》講述的是幼兒園里的故事。以下是小編整理的看上去很美電影觀后感，希望對你有幫助。
看上去很美電影觀后感【篇一】
《看上去很美》講了一個每個大陸人應該都很熟悉的故事，在一個架構中，通過一系列手段，去掉每一個人的個性，讓每個人都制度化。被制度化了的人又再去制度化其他人。
而這個制度化的過程從每個人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方槍槍從進入幼兒園開始，就被老師剪掉了小辮子。然后老師告訴他們，不許說話，不許吵鬧，不許尿床，要聽話，要舉手，要自己穿衣服，要早上拉屎晚上洗屁股，一切一切全部按照一定制度實行。還有不許質疑制度的合理性。
遵守制度的優秀分子被獎勵小紅花。老師們應用小紅花這種詭異的手段，建立了紅花會組織。紅花會組織中的積極分子，響應老師的命令，
方槍槍曾經試圖加入紅花會。當某部長的兒子因為其父親的關系拿到了小紅花，并因次連帶著讓方槍槍拿到了第一朵小紅花以后。方槍槍開始放棄了進入紅花會的努力，轉而開始反抗制度化的進程。
他試圖利用妖怪鬼魔的傳說，來組織同學一起對抗老師，被迅速有力的鎮壓了。他接著又試圖使用暴利反抗的方法，再次被鎮壓。之后，方槍槍還沒有來得及實施下一個反抗計劃的時候，他已經被整個紅花會隔離了。整個紅花會的意思就是，除了方槍槍一人之外的`所有同學。
但是，方槍槍樂得如此，他的夙愿就是長大，離開幼兒園，離開有紅花會的地方。可是，當他剛逃出幼兒園，他就見到了成人的紅花會。紅花會的勢力竟然遍布整個世界，方槍槍逃無可逃……
這個劇情看起來還不錯吧，特別是對于那些正在遭受紅花會迫害的人，和如同我一般打算終生反抗紅花會的人來說，應該會很喜歡這個故事吧。
可是，張元把這個故事拍得非常乏味。實際上，他的這部電影中，雖然用紅磚黃瓦高院深宅作了些些暗示，但是基本上，這部電影沒有多少超出幼兒園生活的地方。如果要從這部電影挖掘出她的主題，觀者必須象我一樣來作一次二次開發。
而電影畢竟是一種聲光藝術，無論主題如何深邃，電影也必須用自己的語言來把這個主題講出來，而不是讓觀眾來作什么二次開發。從這個角度來說，這部電影是失敗的。
實際上，有很多優秀的電影都是用兒童的角度來諷刺這個世界的荒謬，例如《鐵托和我》。可是這部《看上去很美》顯然沒有做到。
當然我也可以想像，如果《看上去很美》明確地講述他那個反制度化反紅花會地主題，那么他應該也就沒有公映的可能性了。據我所知，搞電影審查的那幫人中，不乏紅花會的核心人員。實際上，就是目前這個電影，能夠公映，也很讓我吃驚的了。那幫人究竟在搞什么，怎么讓這么一部嘲諷紅花會的電影公映了呢?當然，細想之下，也不奇怪，紅花會本來就是培養弱智的組織。
好吧，雖然我極度痛恨紅花會，雖然這電影讓我覺得有隱約的快感，可是我還是得承認，從純粹電影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一部好電影。
而且，電影中的小男孩，在表演上比較做作，特別是和《我要一個爸》那種電影比較的話。而且當小男孩被擺弄著拍這樣一部電影的時候，制作者其實是在做和紅花會一樣的事情。
看上去很美電影觀后感【篇二】
我想問的是，方槍槍走后會怎樣，但是似乎電影并沒有直說。這個問題我試圖在豆瓣《看上去很美》的頁面之下求解，看看有沒有評論高手能告訴我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頗令我失望。多數評論并沒有關心這個問題，而是醉心于將影片生硬地套在福柯或者別的什么理論框架下作零碎化地解讀。因為我并沒有讀過王朔本人的這本小說，因此也談不上究竟王朔是不是真的把故事寫的像那些評論一樣零碎，但是至少我認為我們自己能發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上面這段話說的很玄，我希望下面的文字能把這個看上去很玄的主張說清楚。在我看來，方槍槍走后會怎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從表面上看，在這部電影中刻畫了一個個體一開始試圖接近這個群體，但是屢次失敗之后決定離家出走。用一句話做這樣的概括似乎是對于電影導演和王朔先生的不敬，我并不否認在這部電影中方同學和這個群體之間的互動被描述的非常直觀，給人很大的沖擊力。電影似乎在給我們描述一個制式教育的典型畫面，整齊劃一的時間安排，每一個環節都被設計成標準作業流程，甚至穿衣服或者上廁所都有自己的“標準作業流程”。這不能不讓人想到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描述的某一監獄的日程作息表。方同學在這里實際上存在兩種選擇，要么融入這個群體，要么與之對立。毫無疑問任何人都不可能首先選擇與之對立，人需要一種群體生活，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小朋友需要有人和她們一起玩，在成年人中我們需要結成社會以達成社會分工以及創造良善生活可能的條件。方同學首先的選擇顯然是試圖融入這個集體。
影片中選擇插入汪同學那個作為后勤部長的父親的出現我認為是很有些深意的，似乎暗示了方同學從這件事之后逐漸發現幼兒園這個小社會的社會制度背后的虛偽和荒謬。我認為這個情節是很不錯的，作為之前一向很關心“法律”，試圖做一個“良好公民”的方同學，忽然發現自己所珍視的東西居然能通過某種“錯誤”的方式輕而易舉地得到，這種沖擊顯然是巨大的。方同學決心發動自己的反叛。但是因為存在這個環節，我們自己的慎思就需要在這里停留一會兒：對我們而言，方同學是不是一個壞同學?你可以說是，因為之后的連串行為是典型的破壞紀律的行為，但是你也可以說不是，因為所謂的紀律不過是一套虛偽的把戲，甚至在謊言被揭穿的時候，居然整套“法律體系”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一個實際上無辜的人。方同學的反叛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當然我相信這不是他自己有意要提出的，即究竟怎樣選擇才是對的?而實際上影片暗示了唯一一種可能的答案，即權力就是正義：無論是能夠左右李老師的汪部長，還是在李老師眼里是“良好公民”的倩倩同學，都暗示了這個答案。所謂的正義，就是權力要你做的事情，沒有更進一步的為什么。當你去反問，憑什么要這樣的時候，實際上你已經錯過的答案，因為這個問題本來就不該提出。但是可惜的是，方同學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得到的回應是“你怎么敢頂撞老師”?
上述的解讀似乎對應了非常意識形態化的某種解讀方式，即這個影片就是在暗示中國某一歷史時期的荒謬。當然毫無疑問這種暗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們的反思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是不足的。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則的追問，這部電影僅僅意味著那段荒誕的歷史嗎?集體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某種意識形態獨創的生活方式，而是大工業時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當然你可以說現在我們并不是住在集體宿舍中，但是不要忘記了我們這個時代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讓我們和別人聯系緊密，甚至美國證劵市場的一次波動都能影響到中國的某個企業，而一個地區的物價的變動可能引起的是整個國家的市場發生波動。我們不再被強制的束縛在“單位”中，但是我們卻“自愿”被束縛在某個更大的共同體中。其實說到“自愿”和“束縛”放在一起就讓人感到不舒服，但是這的確是現狀，并且也是方同學的第一次選擇的結果，他試圖將自己融入這個大社會之中。因此實際上我們會發現，過去的單位制和集體生活的內在結構實際上并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而發生變化，或者說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內在結構。當然，所謂你自愿加入到一個束縛之中，即所謂“異化”問題，你的自由意志異化成了一個異己的對抗自己的東西。
如果我們放在這樣一個更大的維度去看這部電影，實際上它表達了一種反叛，這種反叛絕不僅僅是對于某一種具體的政治體制的反叛，同時意味著一種對于“表面世界”的反叛。我所謂“表面世界”也就是那個“小紅花”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一套道德話語很好的解釋，錯誤的被消滅，正義得到弘揚。權力的運作被裝飾成某種永恒道德標準的逐漸展開與實踐。方同學試圖爭取自己加入這樣一個社會中，但是不幸的是因為某種偶然的機會，它發現了這個“表面世界”背后的內在結構：它是赤裸裸的權力交易，一切的人及其活動不過是權力的某種自我運作的需要，而并非所謂的目的本身。毫無疑問，好學生與差學生總是同時存在的'，紅花榜意味著某種表彰，也就意味著某種懲罰，影片中這種懲罰從紅花榜到關禁閉組成了一個連續的懲罰結構，毫無疑問我們也可以在一個現代國家的刑法典中發現這一套階梯結構。我們通過樹立“差學生”作為對立面，用“他們”形成“我們”。所謂的末位淘汰制或者紅花評比，實際上將“末位”視為一種不可接近或者不可言說的符號或者形象，從而使得整個群體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這個“末位”，當然在實踐中人們就會發現最好的躲避瘟疫的方式就是實踐正義，而這恰恰中了權力的圈套，因為所謂的正義不過是粉飾出來的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將自己置于這樣一種完全批判的境地，我們會發現我們無所依靠。如果全部的道德戒律不過是權力游戲，那么我們如何譴責權力本身呢?我們只能選擇閉嘴，無從言說這種批判。那么這樣做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呢?誰賦予我們行動的意義呢?正如方同學自己，能夠以很多的方式挑戰整個共同體，但是作為電影觀眾的我們，能說什么呢?我們說他是一個差學生嗎?似乎也不能，因為如果我們這樣說，實際上已經選邊站在李老師一邊，但是這令我們感到不安;我們能說他是一個好學生嗎?似乎也不能，因為他做的事情的確稱不上“好”。那么我們能說什么呢?或者說他在干什么呢?按照這個邏輯似乎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沒干，那么他實際做的那些事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捏同學的臉，打上廁所同學的屁股等等。如果我們不能用現有的道德話語譴責他，那么我們只能說他在自己創造意義，他在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一個“職業革命家”，他的意義就是挑戰權力，諷刺權力，攻擊權力。但是這些實際上都不能成為獨立存在的意義，而依然是依附于權力本身。當方同學大聲說“快告訴老師我脫隊了”而無人理會的時候，自我創造的意義已經宣告失敗，那么唯一的路就是逃跑了。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方同學跑了之后能怎樣?我想只存在兩種可能，也就是和當年娜拉出走之后可能的結果是差不多的，要么被人找到重新回到幼兒園，要么在社會中長大真的輪到公安局去“收拾”他。說到公安局，影片中有一位老師的這個威脅實在是很值得玩味，并且幼兒園出去就是醫院，也是很有意思的設計：一個健康的人就活在“幼兒園”，要么就是不健康的人就活在“醫院”，只存在著兩個選項。因此，真的要追究起來，方同學走后會怎樣，其實影片已經有所暗示。這個暗示是悲劇性的，或許王朔本人也止筆于此了。不過我覺得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我們就錯過了一些重要的內容。發現這些內容是需要脫離出影片的故事本身的。這部電影提供了一種解的答案，但是自己有證明了此路不通。那么又該怎樣呢?存在一個問題，方同學真的只能跑嗎?當然你可以說方同學曾經用一個謠言發動過一次“革命”，但是很快被“鎮壓”了，只是因為“反動政府”的勢力過分強大。但是我們如果將這個問題追問到現實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就無路可走?或者說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發動某種革命?
回到方同學第一次的選項中去，那個時候他試圖加入這個社群之中，并且這是一個“自愿”的行動。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從母親的懷抱中脫離開來，就必然需要賦予自己某種身份，成為某種社會角色，這也就是“加入”某個群體。在我們生命中我們會加入幼兒園成為“小朋友”;會加入學校成為“學生”，在這其中有些朋友在學校參加過各種社團組織也會加入這些群體中;會加入工作單位成為“職員”;會加入自己的家庭成為“丈夫/妻子”“爸爸/媽媽”等等。我們總是在“加入”的路上。當然，每一次“加入”都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社會實踐客觀賦予這一社會角色的規定性，我們必須將自己的生命規定起來，才有可能顯示出自己的能力，必須有這個規定性，否則就是散亂的，流變的，就好像風或者氣一樣，是“無定形”，那么也就注定是沒有一種定型的力量。我們需要把自己展示出來的時候，就需要能展示出來，而不是流于無形，比方說我們需要實現自我，就必然需要將某種自我的能力客觀的實踐出來，做畫家、藝術家、法學家、鋼鐵工人等等，一輩子懶懶散散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整個人也就無所謂意義可言。方同學最后發動的一連串反叛，實際上也是給自己的某種規定性，將自己顯示出來，當然他最后失敗了，只能逃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規定性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內在本質要求，那么邪惡的并非規定性本身，而是要看它規定了什么。
如果我們將問題轉換到了規定性本身規定了什么，我們就會發現方同學本人并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或者甚至多數成年人是否具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能力也是存疑的。他們受到自己未經訓練的思維的束縛，被感情，狹隘的經驗，自身利益等等捆綁。如果真的要把問題都講出來，那么反而會引起懷疑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這個問題已經在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政治實踐之一的雅典民主制中有所體現。那么這就要求執政者能夠借助于普通人的感情和判斷，在“不知不覺間”將正義之事達成。但是這似乎又預設了正義之事的完成是需要欺騙的，而這種欺騙也包括了執政者對于被統治者的一個對立。不過這一觀點也包含了對于普通人處理政治問題的不信任，那么我們又可以判斷“李老師們”是否真的在使用權力讓我們自身，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好的發展以及全面的實現，而不是將權力視為謀求自己統治階級私利的工具?那么問題再次回到，道德判斷的意義究竟如何存在?如果我們將問題推進到這一步，難題就不再是針對方同學，而是李老師，她自己必須對自己作出辯解。但是面對一幫小朋友進行這樣的辯解嗎?我們也能想來她的說辭，即影片中反復提及的“這樣是為你好”。其實到底本來是用來欺騙“被統治階級”的小朋友的話，實際上她自己也真誠的相信，這也是在權力體中真實存在的問題，公平正義的運行被不分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都真誠地相信著，而統治階級相信自己僅僅是在維護永恒道德的實現，維護一個自然秩序罷了：所有人都被騙到了。
這樣，這部電影揭示的問題已經被追問到底，作為另一種意義創造者的方同學即將面臨悲劇的結果，我們也無從反思我們現在所承受的規定性是否真的就是好的。我應該承認“方同學走后會怎樣”是一個糟糕的問題，因為它真的無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