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的資料及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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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長城的資料及傳說

　　長城(TheGreatWall)

關于長城的資料及傳說

　　長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偉大奇跡，是中國悠久歷史的見證。它與天安門，兵馬俑一起被世人視為中國的象征。因長度逾萬里，故又稱作“萬里長城”。據記載，秦始皇使用了近百萬勞動力修筑長城，占全國人口的1/20，當時沒有任何機械，全部勞動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環境又是崇山峻嶺、峭壁深壑。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各國為了防御別國入侵，修筑烽火臺，用城墻連接起來，形成最早的長城。以后歷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長城東起遼寧丹東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從東向西行經10個省區市。長城的總長度為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墻體長度為6259.6千米，壕塹和天然形成長度為2592.2千米。

　　長城的歷史

　　我國北方的長城，開始于戰國秦、趙、燕三國。

　　長城的起點——老龍頭一、秦、趙、燕在北邊修筑長城的原因

　　秦趙燕為何要在北邊修筑長城，這要從戰國時期的形勢說起。戰國時期，是我國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時期。隨著各國之間政治、經濟關系的加強，諸夏文化與秦、楚、吳、越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統一的趨向日益強烈。當時進行封建改革的魏、趙、韓、楚、齊、秦、燕七國強盛之后，進行兼并戰爭，謀求以武力統一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時，陜北、晉北、冀北和內蒙古草原上的諸少數民族也強大起來，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邊境。秦國之北，有義渠，又北為匈奴;趙國西北有林胡、樓煩，北有襜襤、匈奴;燕國北界東胡。這些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除義渠從事農業外，其他均以游牧、狩獵為生。義渠是西北黃土高原上的強國，自春秋至戰國，與秦抗衡百余年。匈奴、東胡等游牧民族更是軍事素質高，作戰能力強。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人以游牧、狩獵為生，牲畜以馬、牛、羊為最多，其次則為駱駝、驢、騾等。他們“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長城的全部歷史資料】長城的全部歷史資料。然亦各有分地。”男子從小就學習騎射。“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因此，一到成年，“盡為甲騎”。戰國之際，匈奴已經進入奴隸社會，并且有了國家政權機構。國王稱為單于，其下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除左、右賢王外，其余大臣都是世襲。東胡、林胡、襜襤、婁煩與匈奴基本相同。

　　自戰國中期以來，他們不斷擄掠秦、趙、燕三國北部地區。由于他們善于騎射，長于野戰，采取突然襲擊，來去飄忽，難于捉摸，顯示出很強的戰斗力。而秦、趙、燕在戰國中期的作戰部隊主要是步兵和戰車，穿著寬衣大袖的服裝，行動遲緩，日行30——50里，自然不能阻止匈奴、東胡的襲擊和擄掠。這不僅使三國北部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大大影響了三國的統一事業。針對這種被動局面，三國便先后進行兵制改革和在北部修筑長城。

　　秦國自商鞅開始變法，推行富國強兵。軍隊逐漸改變成步兵和騎兵，并以軍功論賞和升遷，因此軍隊的戰斗力增強，所向無敵。惠文王六年(前332)和十年，先后大敗魏國，奪取魏西河郡(今陜西洛河流域)和上郡(今陜西東北部)地。為了防止匈奴人南掠，昭王下令于隴西、北地、上郡北部邊境修筑長城，并派軍駐守。

　　趙國于武靈王十九年(前307)始改革兵制，實行胡服騎射。自此兵力遂強。二十年，武靈王西略林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降服，才班師而歸。二十六年(前300)，破中山，攘地北至燕、代(今山西北部)，又西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至烏加河地區)。于是，下令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今內蒙古大青山、烏拉特山)而西，直抵大河(今內蒙古烏加河)，而置代郡、雁門、云中郡，以防匈奴南下擄掠。為了專門經營西北，次年，他讓位于其子惠文王何，自號主父。惠文王二年(前297)，主父出代，至西河(今山西、內蒙古間之黃河)，破樓煩王而致其兵。

　　燕國是戰國七雄中最弱的一個國家，南臨強齊與新起的趙國，北逼于東胡。直到燕昭王即位(前311)以后，發憤圖強，招納各國賢能之士，實行改革，燕國才強盛起來。其時東胡強大，經常南掠燕國北部地區。燕君為了保持北部的安寧，被迫向東胡王媾和，而以大將為人質。昭王時，秦開質于東胡，他智勇雙全，東胡王甚信之，因此行動自由，得以了解東胡南部的山川險要、布防情況與軍隊的活動規律。歸國之后，即率大軍襲擊東胡，大破之，東胡卻地千余里。又“度遼東而攻朝鮮”拓地至浿水(今朝鮮清川江)。于是，“燕亦筑長城，自造陽(今河北康保縣與內蒙古太仆寺旗)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綜上所述，戰國時期，秦、趙、燕之所以在北邊修筑長城，其目的是為了防御匈奴、東胡的南掠。

　　長城是由城、堡發展而來。作為軍事上的防御工程的城、堡，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就開始了。由于它能起有效的防御作用，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得到了普遍的發展。長城，最早出現于春秋，如楚國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陽地區)。到了戰國，魏西河郡有長城，趙漳水上有長城，中山國西部有長城，燕易水有長城，齊沿泰山山脈有長城。這些長城，在戰爭中曾經起過很大的作用。北方游牧民族行動迅速的騎兵，行蹤莫測，諸國無論是步兵還是騎兵，都無法阻止他們襲擊和擄掠。只有修筑長城，加上駐軍防守，才有可能阻止他們的南掠。只有在北方修筑長城，才能抽調主要兵力，用于列國之間的兼并戰爭和保衛戰爭，才能完成統一大業。

　　長城的地形

　　“因地形，用險制塞”是修筑長城的一條重要經驗，在秦始皇的時候已經把它肯定下來，司馬遷把它寫入《史記》之中。以后每一個朝代修筑長城都是按照這一原則進行的。凡是修筑關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選擇在兩山峽谷之間，或是河流轉折之處，或是平川往來必經之地，這樣既能控制險要，又可節約人力和材料，以達“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臺也是選擇在“四顧要之處”。至于修筑城墻，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關、八達嶺的長城都是沿著山嶺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從城墻外側看去非常險峻，內側則甚是平緩，收“易守難攻”之效。在遼寧境內，明代遼東鎮的長城有一種叫山險墻、劈山墻的，就是利用懸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為長城了。還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絕壁、江河湖泊作為天然屏障，真可以說是巧奪天工。長城，作為一項偉大的工程，成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寶貴遺產。

　　2001年06月25日，長城作為春秋至明時期古建筑，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長城超過5000公里的有三個朝代：一是秦始皇時修筑的西起臨洮，東止遼東的萬里長城;二是漢朝修筑的西起今新疆，東止遼東的內外長城和烽燧亭障，全長1萬多公里;三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關，東到鴨綠江畔的長城，全長8851.8公里(2009年修訂)。若把各個時代修筑的長城總計起來，在5萬公里以上。這些長城的遺址分布在我國今天的北京、甘肅、寧夏、陜西、山西、內蒙古、河北、新疆、天津、遼寧、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東等10多個省、市、自治區。其中僅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就有遺址1。5萬多公里。其次是甘肅的長城。

　　由于時代久遠，早期各個時代的長城大多殘毀不全，現在保存比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長城。所以一般人談的長城，主要指的是明長城。所稱長城的長度，也指的是明長城的長度，明長城西起嘉峪關，東達鴨綠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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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城的建筑構造和建筑材料

　　長城在中國歷史的長久歲月中，許多封建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曾經對它進行過多次修筑;我國古代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它貢獻了智慧，流盡了血汗，使它成為世界一大奇跡。不論是巨龍似的城垣，還是扼居咽喉的關隘，都體現了當時設防的戰爭思想，而且也標志著當時建筑技術的高度成就。例如，明朝時期，隨著封建經濟的高度發展，建筑業也體現了規模巨大的生產流程和比較科學的燒制磚瓦作坊。因此磚的制品產量大增，磚瓦已不再是珍貴的建筑材料，所以明長城不少地方的城墻內外檐墻都以巨磚砌筑。在當時全靠手工施工，靠人工搬運建筑材料的情況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樣的磚砌筑城墻，不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施工效率，提高了建筑水平。其次，許多關隘的大門，多用青磚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門，這些青磚有的已嚴重風化，但整個城門仍威嚴峙立，表現出當時砌筑拱門的高超技能。從關隘的城樓上的建筑裝飾看，許多石雕磚刻的制作技術都極其復雜精細，反映了當時工匠匠心獨運的藝術才華。

　　墻身是城墻的主要部分，平均高度為七點八米，有些地段高達十四米。凡是山崗陡峭的地方構筑的比較低，平坦的地方構筑得比較高;緊要的地方比較高，一般的地方比較低。墻身是防御敵人的主要部分，其總厚度較寬，基礎寬度均有六點五米，墻上地坪寬度平均也有五點八米，保證兩輛輜重馬車并行。墻身由外檐墻和內檐墻構成，內填泥土碎石。外檐墻是指外皮墻向城外的一面。構筑時，有明顯的收分，收分一般為墻高百分之二十五。墻身的收分，能增加墻體下部的寬度，增強墻身的穩定度，加強它的防御性能，而且使外墻雄偉壯觀。內檐墻是指外皮墻城內的一面，構筑時一般沒有明顯的收分，構筑成垂直的墻體，關于外檐墻的厚度，一般是以“垛口”處的墻體厚度為準，這里的厚度一般為一磚半寬，根據收分的比例，越往下越厚。磚的砌筑方法以扁砌為主。

　　墻的結構內容是根據當地的氣候條件而定的，總觀萬里長城的構筑方法，有如下幾種類型：

　　(1)版筑夯土墻

　　(2)土坯壘砌墻

　　(3)青磚砌墻

　　(4)石砌墻

　　(5)磚石混合砌筑

　　用磚砌、石砌、磚石混合砌的方法砌筑城墻，在地勢坡度較小時，砌筑的磚塊或條石與地勢平行，而當地勢坡度較大時，則用水平跌落的方法來砌筑。

　　長城的防御工程體系

　　在冷兵器時代，長城防御體系的軍事作用是卓有成效的。秦時，“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新書·過秦》)漢武帝時，“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后邊境得用少安。”(《漢書·匈奴傳》)

　　“筑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的趙武靈王正是以“變俗胡服，習騎射”而著稱于世的政治家(《史記·匈奴列傳》)。事實上，秦皇漢武，包括明初，無不是在主動出擊、軍事上取得壓倒優勢時修建長城的。這說明，修筑長城既是一種積極防御，又是積蓄力量、繼續進取的謀略。

　　修筑長城，是針對西北邊地實情所采取的積極措施，是化被動為主動，因為對于北方的游牧部落，“大興師征之，則遁逃伏慝，不可得而誅也;師還則寇鈔又起;留卒戍守，則勞費不資，故惟有筑長城以防之。”“然則長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鈔，休兵而息民者也。”(呂思勉《中國民族史》第三章)

　　而且要強調的是，長城的防御作用不是表現在一般人以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處在于——入侵者或許能集中力量偶爾攻破一兩個關口、闖入內地，但只要整段長城還駐守有強勁的軍隊，入侵者就始終面臨被阻擊、伏擊而無法回家的危險;尤其是，長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個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騎兵縱然破關而入，但只能對內地實施騷擾，而他們的后勤根本無法通過關口輸送進來，故而無法在內地立足、從而動搖中華帝國的根基。癬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這是長城存在的根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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