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文學常識
關于四書五經
四書指的是《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而五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在之前，還有一本《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本書也被稱做“六經”，其中的《樂經》后來亡佚了（焚書坑儒導致），就只剩下了五經。《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后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之書。
四書五經的出處
出處：《白虎通·五經》：“五經何謂？《詩》、《書》《禮》、《易》、《春秋》也。”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將“四書、五經”合稱《四書五經》
儒家的五種經典，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年）設立五經博士，奠定了儒家經典的尊貴地位。
一、《易》：又稱《周易》，包括經、傳兩部分。經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辭和爻辭共約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編定的。它不僅對于了解殷周時代的哲學思想、社會生活有極重要的意義，而且保存了一些相當罕見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傳，包括系辭、說卦等十個部分，舊時稱“十翼”，是東周時人們所寫的對于《易》經部分的解釋。
二、《書》：又稱《尚書》，是我國上古時代王室誥命、誓辭和追述古代史跡的著作匯編。最初只泛稱為《書》，其后分為夏、商、周書，以后才稱為《尚書》，義謂上古之書。秦漢之際，《尚書》多亡，獨秦博士濟南伏生壁藏之書。漢初，伏生求得其書，存28篇，教授于齊魯之間。這部《尚書》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定，故稱《今文尚書》。此外，漢代還有《古文尚書》，據說比《今文尚書》多出16篇。
三、《詩》：又稱《詩經》。漢初傳授《詩》的有齊、魯、韓三家，都立于學官。毛公亦傳，未得立。后來，三家詩亡缺，毛詩獨傳，因此《詩》又稱《毛詩》。《詩》今存305篇，各篇時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詩》不僅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會風貌的珍貴材料。
四、《禮》：漢時指《儀禮》，后世指《禮記》。《儀禮》是春秋戰國時代一部禮儀制度的匯編。漢世所傳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劉向《別錄》本。《禮記》是西漢時人所編定的儒家關于禮的闡釋，分為《小戴禮》和《大戴禮》兩種，戴圣所編49篇并由鄭玄作注的為《小戴禮》，戴德所編85篇稱為《大戴禮》。還有一部《周官》記錄周朝制度也包括在“三禮”的范疇。“三禮”之中，后世以《禮記》流傳最廣，故一般以之作為《五經》的代表。
五、《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它按年、時、月、日記載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時，故名《春秋》。現存《春秋》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記242年間史事。雖然文句簡短，但對當時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見解和評價。后人為其作注解，流傳下來的有《左傳》、《公羊傳》和《谷梁傳》。合成“春秋三傳”，其中以《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流傳最廣。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四書
《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一起合稱為四書，為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幾百年來，“四書”在我國廣泛流傳，其中許多語句已成為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書為儒家經典，南宋學者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據稱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為《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為《四書》。之后各朝皆以《四書》列為科舉考試范圍，因而造就《四書》獨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書》已凌駕《五經》的地位。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匯集到一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并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后是《四書》時代。“四書”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部書。其中，《論語》、《孟子》分別是孔子、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集，《大學》、《中庸》則是《禮記》中的兩篇。首次把它們編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學者朱熹。不過，在朱熹之前的'程顥、程頤兄弟已己大力提倡這幾部書了。他們認為，《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筆之子書，以授孟子”的。這兩部書與《論語》、《孟子》一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編在一起。因為它們分別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稱為 “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其 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后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由于朱熹注釋的《四書》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將他所編定注釋的《四書》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范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都是在朱注《四書》里。由于這些因素，使《四書》不僅成為了儒學的重要經典，而且也成了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成了直到近代全國統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所以，有人把《四書》與西方的《圣經》相比，認為它是東方的“圣經”。事實上，無論就其流傳的廣泛，還是就其對于中國人人格心理鑄造影響的深刻來看，這種比擬都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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